如果说义是外在于个体的群体价值标准的话，那么，利就是个体价值的体现了。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在孔子的时代，利更多地具有私的意思。成语“自私自利”，将私与利相联，互文见意，就是指个体只以其单个人的利益为主，而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。但这时的利还不跟义直接对立。“喻于利”最多也只不过被孔子骂为“小人”而已，利作为私欲的表现，还是有其存在的空间的。

　　但后来利被释为物欲，成为人格低下的代名词时，它与义即形成二律背反的关系。将个体价值全部融入到群体价值之中，仁至义尽，必然是一点私欲都不能保留，否则就与义有亏。在物质生活日益发达的时候，私利与正义的冲突更显得突出。安贫乐道成为卫道者们抵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好借口。发“不义之财”，更是受人唾弃的行为。“义者利之和也” 的话，也被儒生们解释散财行义，虽有结合义利之说，如苏洵有《义者利之和论》，但影响甚微，空谈心性治生乏术的儒生们，对财深恶痛绝，宁用盗臣而不用聚敛之臣。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看，儒家的这种义利观，对抑制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起过一定的作用，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耕农的利益，不使受过分的侵犯。但这种儒学价值观影响到整个社会，使“尚义”滑向了唯心的极端，也影响了生产力的进步，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就是对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。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宋代和商品经济萌芽时期的明代，义利之辩尤为激烈，不是偶然的。对义的提倡，对利的打压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统护封建统治的稳定。

　　可以说，重义轻利，跟商品经济存在着水火不能相容的矛盾。这种观念至今还有着巨大的影响。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，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出重利的亚文化特色，而在市场经济不够健全而传统文化意识却相对颇浓的内地，仍有着很浓的重义轻利的思想，这极大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健全。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唯利是图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，显然与我们的伦理化文化背景相违背（这种背景就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周围），背信弃义、为富不仁而被人指脊梁骨，就说明这种行为缺乏文化支撑，因而不能为群体所认同。但片面追求义而不取利，也是不现实的。“雷锋精神”之所以有别于雷锋的所作所为，我们对雷锋精神的认识也有着时代意义，就在于雷锋作为个体，其价值实现表现在对社会的奉献上，而他对社会的奉献，又反作用于他自身，使之意识到了个体的存在。一句话，人是自然的人，但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。一味向社会索取而不对社会有所回报，在被社会抛弃的同时，他的人生价值也不可能实现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物质相当丰富的今天，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自然经济已经消失，没有物质利益的追求，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。因此，这时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深入认识利的内涵，如何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个体精神的愉悦、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结合起来，将私利意识与社会公德结合起来，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才是关健。这时，我们传统文化中的“中庸”会对每个人的选择产生影响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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